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噤声的歌者:谈音乐审查

噤声的歌者:谈音乐审查

洞见国际事务评论网专栏作者:C.L.

歌是社会的镜子,是人生的原声带。写歌的人若能随心所欲纪录传唱所感、所思,小至个人、大至时代,歌曲如时空胶囊一般,能保存特殊的时代氛围及理想思潮。但如果歌者本身,并不享有兴之所至皆能抒发的「自由」,这面镜子将反映怎样的社会呢?

当五月天的阿信提及歌曲〈OAOA(现在就是永远)〉时,曾写着「其中有一句歌词,唱片公司希望我可以考虑修改,但,那也是我对世界的期望。所以就这幺留下来了。」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句,但网友们一面倒地猜测,是「我相信热烈的争辩,我不信无声的和谐。」这行歌词,也许差一点点,就将因为创作人及唱片公司的「自我审查」,而无法被世界听见。

音乐的审查,思想的「教化」

音乐的影响力,古今中外为人所察觉、甚至「使用」。儒家礼乐「教化」的思想,不只强调音乐的强大力量,更指出对于统治者可能的「功能」。审查(censorship),是「对任何沟通媒介的内容进行系统化的控制」(Scammel, 1988);而音乐审查(Music censorship)则被描述为「任何违背创作者或听众意志,鼓励或允许压制、控制、或禁止音乐产製或传播的歧视行为」(Nuzum, 2001)。

音乐中政治、宗教、种族的立场表达,常是音乐审查的控制目标。但有时,音乐审查产生的原因目的,也可能暧昧不明。

学者Cloonan(2003)表示,音乐审查的产生,一般有三种层级:一是出版前的限制、二是阅听对象的限制、三是藉由通路的合法性间接控制内容。这三种层级,不只概括了来自国家的种种控制,「出版前的限制」更包含其他机构对音乐内容可能的干涉:例如唱片公司。此外,大众媒体对于播送内容的「选择」,以及不一定能明说的「禁播歌单」,也是构成审查的一环。

渗入市场:音乐审查的影响

因为以上的种种可能性,当歌者顾虑市场、甚至是己身安危,也可能进行自我审查(Self-censorship):本来想写的,不写了。当创作人开始仔细斟酌使用的词语、反覆检视自己的意识形态是否「安全」且「符合期待」,歌者不再自由。

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音乐审查案例。以中国为例,文化部明定对音乐产品(包含网路音乐产品)实施审查制度。就内容而言,「不妥」和不「健康向上」的音乐,足以构成被禁止发行的原因:如2012年林宥嘉《大小说家》专辑的〈越反越爱〉、〈周末夜惊魂〉以及〈4号病房〉。而未依循审查制度申请的歌曲,也会被禁止。

只是,网路和资讯发达的今日,许多乐迷不但知道审查制度的存在,更能轻易取得被禁或者原版的歌曲。「禁止」的强度及所带来的后续影响,并非单纯的阻断资讯,而是歌迷取得资讯的方式、对于偶像及政府的态度,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。

一名现居英国的五月天乐迷表示,她知道五月天在中国的演唱会,需要更动部分歌词、她也知道台湾版本的专辑和中国内容有些许不同。「他们不能够唱本来的歌曲和歌词,我们当然很生气。但我们都会透过网路想办法买到台版专辑。」

在中国市场,对音乐内容进行审查的并非只是政府,甚至唱片公司为了希望音乐能顺利发行,也会对于歌曲内容再三琢磨,这样的压力,可能间接造成创作人下笔时针对内容进行自我审查。De Kloet(2003)形容中国的音乐审查如同猫捉老鼠的游戏,规定暧昧不明、执法轻重无法预期,而Barmes(1999)则表示,「中国的音乐审查,已从由上而下的控制,转变成将歌手纳入官僚体系、使之与其合作的控制」。

噤声的歌者:谈音乐审查

没有比较好:民主国家的音乐审查

儘管民主国家所提倡的自由及人权,似乎「理当」保护创作人的自由歌唱的权利,但事实是,音乐审查用不同的形式存在,儘管组织干涉的方式规避了「触犯法律」的可能性,它仍然无所不在地影响着听众能听到、歌手能唱出的声音。以美国为例,着名的乡村乐女子团体Dixie Chicks在911事件后,因伦敦演出针对美国出兵伊拉克,一句「布希总统,我们以你来自德州为耻。」竟使歌唱事业和形象几乎毁于一旦。

除了对于「战时总统」的批评引起「不爱国」的质疑,Dixie Chicks本来「美国女孩」、「爱国」及相对保守的形象,在媒体报导其言论后,被视为悖离了支持群众以及美国乡村乐人的传统形象。乐迷表示对Dixie Chicks的「反美(un-American)」感到失望,甚至形容她们为国家的「叛徒」。

她们的专辑在示威游行中被销毁、侮辱性的标语如「Dixie Sluts」及「Saddam’s angels」被印在T-shirts上、她们接收到死亡威胁的信件、甚至有两位电台DJ因为播放Dixie Chicks的歌曲而被开除。这个事件中,媒体不再维护「自由播歌的权利」而自动开始音乐审查、而Dixie Chicks在三年后也表示,自己在轩然大波后不得不针对音乐内容或者公开发言一再自我审查。

对抗音乐审查:思想与理念抗争的代价

音乐审查在全世界,由各种型态存在着。有时是与官方的斗智游戏、有时是商人的推敲揣测;有时唱出社会良心者面临官方施压、有时歌者真的深陷危险中:被制裁、被囚禁、甚至丧失生命。俄罗斯在教堂里开唱讽刺总理普丁歌曲的暴动小猫(Pussy riot)、2013年6月参与示威的土耳其乐团Grup Yorum部分团员都因为「理念」或者「所唱的」而身处狱中,甚至面临更长的刑期。

根据提倡音乐人自由的国际组织Freemuse的调查,2012年全球有6名乐人因审查身亡、14位入狱、84位被拘留,而这些数字只是有浮上檯面、被报导的严重事件。其他被威胁、被「约谈」或者迫于压力不得不改变的案例,数量难以统计。

面对千百种形式的音乐审查,许多人的态度,无法以非黑即白的「赞成」或「反对」来归类。反对国家审查歌曲中政治思想者,可能赞成使用分级制度「保护」孩童心智发展;而反对国家提倡音乐内容应该「健康向上」者,却可能赞成电台歌曲应将带有情色或不雅词句的歌词消音。

结语

南非乐人Johnny Clegg曾说,「审查的根本是恐惧」,或许惧怕音乐的煽动力、又或许是害怕意识形态被传递的后果。这份恐惧,终将造成某些声音和歌曲,在体制内不被接纳。各个时代都有禁歌,李双泽的〈美丽岛〉和崔健的〈最后一枪〉,并没有被禁的历史而减低其对后世的影响力和艺术价值,由此刻来看,甚至增添了当时歌曲「反叛」和「不畏强权」的形象。只是在被禁的当代,这样的声音仍失落了。

更不可否认的是,歌者自我审查后不能唱出的,更将被困在创作人的脑袋中,再也无法被任何人听见。我们的创作人是否自由?如果是,他们究竟「多」自由?自由到能唱出想唱的歌吗?又或者,音乐有时成为了服务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、「不得不」剩下空洞的娱乐?这世界有千万首歌,也许,有些珍贵的思想、诚恳的声响,被写在你不能唱、我不能听的那首里。

参考资料

Barmé, G. 1999. In the Red –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. New York: Columbia     University Press. Cloonan, M., 2003. Call that censorship? problems of definition. In: M. Cloonan and R. Garofalo, eds. Policing Pop. Philadelphia: Temple University Press, pp.13-29. De Kloet, J., 2003. Confusing Confucius: rock in contemporary China. In: M. Cloonan, and R. Garofal, eds. Policing Pop. Philadelphia: Temple University Press. p166-185. Nuzum, E., 2001. Parental advisory -music censorship in America. New York: HarperCollins. Scammell, M., 1988. “Censorship and its history: a personal view” in article 19, Information, freedom and censorship: The article 19 World report. London: Longman, pp. 1-19C.L 的其他文章[C.L 听文化] 再见HMV:数位化后,你的乡愁呢? [C.L 听文化] 城市的乐声,草根的灵魂 – 遇见 Jonny Walker [C.L听文化] 摇滚城市的抗争:由利物浦看英国 Live Music Act [C.L听文化] 披头四后:谁的音乐?谁的城市? [C.L听文化] £3,000 的匿名情书,给亲爱的Live Music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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