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宗全见此情形，十分感慨。在禹州，官与民的关系从未如此和谐，这才是真正的鱼水情深啊。
盛长桢感触更深，他对这个时代的百姓有了更深的了解。他们勤劳朴实，也容易满足，只要能吃饱，有希望，就能让他们感恩戴德。
对这样的百姓，盛长桢又怎么能不悉心爱护呢？
为官的意义，在盛长桢的心里变得更加清晰。
押送案犯的队伍离开禹州一个月后就到了汴京。
案犯和证人到了之后，没有一点耽搁，正式的审案就开始了。
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，少说也是二把手到场。刑部左侍郎、大理寺卿、左都御史，还有龙图阁首席大学士——韩章。
之所以审案官员的规格如此之高，一是因为禹州案案情恶劣，数十年难遇，涉案官员更是众多；
二则是因为此案还涉及到一位三品的部堂大员——工部左侍郎，商冶。
说起这位商侍郎，也是可悲。
刑部查抄商冶之家时，竟未抄出什么金银珠宝等贵重之物来。从查抄结果来看，这位商大人居然是一位两袖清风的好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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