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聪是南方人，十六岁那年，与他长年相依为命的母亲染病走了，留下他孤零零地守着一间破旧的土坯房。屋里除了一张垫着石板的旧草蓆、一床打满补丁的破被子，再没有什麽像样的家当。门口立着一块捡来的薄木板，勉强遮挡风雨，说是门，实在有些牵强。每逢夜里起风，木板便被吹得吱呀作响，彷佛随时都会倒下。
邻里见他年纪轻轻便没了依靠，几户人家心生怜悯，凑了些钱置办薄棺，让他母亲入土为安。至於祭拜亡母，许聪也拿不出什麽像样的供品，只能到山里摘些野花，采些野果，洗净後摆在坟前。他跪在母亲坟前，烧不起多少纸钱，也不知该说些什麽，只是对着那一坡黄土重重磕了几个头。
想当年，父亲尚在人世时，家境虽然不算富裕，却仍坚持送许聪进私塾读书。他常说，人穷并不要紧，做人绝不能没了骨气。那时他年纪尚小，未必全懂父亲的话，却总觉得父亲说的道理不会错。
谁知父亲一走，家中的光景便彻底变了。叔叔趁机霸占了祖传的大宅，将他们母子赶了出去。母亲身子本就不好，经不起这番折腾，只能带着他勉强度日。如今母亲也走了，从前那些委屈与苦难，如今也只能由他独自承受。
为了活下去，许聪每天一早便往码头跑，守在岸边，等着商船进港。只要有人招呼搬货，他便立即上前承揽，扛麻袋、搬木箱，什麽粗活都肯干。忙上一整天，换来几个铜钱，至少还能买些米粮，勉强填饱肚子。日子没有盼头，他也不敢多想明天。能过一天是一天。
码头上往来的商船不少，其中有些来自海外。许聪见惯了那些高鼻子、蓝眼睛的洋人，也渐渐学会了几句简单的洋文。找人、带路，或只是传个口信，他大都能应付。遇上对方说得深一些，他比手画脚的，也能猜个七八分。靠着这点本事，他偶尔能替洋人办些小事，拿到的赏钱往往比单纯搬货多得多。
然而，码头上的人看在眼里，却未必觉得这是什麽好事。有人背地里骂他是崇洋媚外的软骨头，说他见了洋人便往前凑，为了几个赏钱，连祖宗的脸面都不要了。
许聪听过这些闲言闲语，起初还会皱眉，後来便渐渐不放在心上。在他看来，那些人不过是眼红罢了。若真有骨气，便该凭自己的本事吃饭，而不是一面骂人，一面又盯着别人兜里的银子。
他从洋人手里拿赏钱，是靠自己的力气与本事换来的，既没有偷，也没有抢，又有什麽好羞愧的？况且，许聪虽然年纪轻轻便嚐尽了世间冷暖，却始终记得父亲教过他的道理。
他可以为了活命忍气吞声，却不能为了几个钱便丢了做人的尊严。因此，每当面对那些洋人时，他总是挺直腰杆，不卑不亢。该办的事，他尽心办妥；该拿的赏钱，他也坦然收下。若是对方无故刁难，或是言语间带着轻蔑，他也不会一味赔笑。他不卑不亢的态度，反倒让一些洋人觉得他与寻常跑腿的苦力不同。
起初，有人偶尔叫他跑腿送信，後来，渐渐有些人记住了这个年轻小伙子，知道他做事俐落，为人也诚实可靠。再後来，便有人让他到洋会馆帮忙打扫、搬东西、传消息，凡是力所能及的杂事，都可以交给他做。虽然不算体面，却比在码头上碰运气稳当些。更难得的是，忙完之後，会馆里的人还会留他吃顿饭，或是把没吃完的饭菜让他带走，对当时的许聪来说，已是难得的安稳。至少，那些日子里，他不用每天睁开眼睛，便开始发愁今日能不能找到活干，也不必总是算计着手里剩下的几个铜板，究竟能买多少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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